一、从中国历史上的私盐贩子说起

从汉武帝“盐铁轮”以来，中国一直施行的就是“盐铁”专卖制度，国家控制着食盐的流通。因为食盐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物品，需求量很大，所以，贩卖食盐一直就是暴利行业。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私盐贩子屡禁不止，也出了几个名人，唐末的黄巢、元末的张士诚，就是盐贩子中名气最大的两位。

黄巢、张士诚因为贩卖私盐，屡屡和当时的盐税部门发生冲突，最终走上了造反的道路。黄巢把李唐皇帝赶出长安，自己当了几天皇帝，过了一下皇帝瘾。张士诚差点，只作到了王位。不过比起普通人来，这两位也算是人中龙凤，风云人物了。

如果考察一下正统史书对黄、张二人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贼”、“盗”、“寇”而已。到了49年之后，马列主义史学登上历史舞台，类似黄、张这样人物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贼”、“盗”、“寇”摇身一变，成了农民起义领袖，革命家，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前后评价却大相径庭，天地之差。

二、正义与非正义的分野

按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的解释，封建时代的盐税部门敲诈勒索坑害百姓，和土匪一样无恶不作剥削，因此黄、张的行为就带有为民除害的意义，因此具有正义性；而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则认为，黄、张的行为是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因此不具有正义性。

这种解释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说得通，可再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这其中涉及到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也就是说，上面的那种解释是由谁做出的。

按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评判，黄、张的行为是地地道道的暴乱，因此一定要给予镇压，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只是因为当时的统治阶层后来被消灭了，没有了话语权，因而他们对此类事情的评价也被抛弃，从历史上消失了。而对当时被统治阶层来说，黄、张的行为是反抗压迫，反抗强权，值得学习和效仿。对黄、张前后评价之所以反差巨大，就是因为黄、张时代的被统治阶层现在已经转化为统治阶层。

由此可见，正义与非正义的判定，是由有话语权的阶层做出的。换句话说，谁在台上谁说了算，谁有强权谁说了算。

显然，这种判定不一定具有百分百的合道义性。

三、中国历史上的“替天行道”

从世界看，人类从进入奴隶社会到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几千年来，暴力始终是政权和朝代更迭的基本手段——无论是正义或非正义的。所以建国以来，官方史学对中国5000年历史上的奴隶、农民起义一律给予褒扬称颂。从秦代农民陈涉、吴广杀两将尉“揭竿而起”的大泽乡起义，到前面说的黄、张杀盐管造反，这些暴力都以“革命的名义”冠以“正义”给予肯定的。

与这些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相始终的是对话语权的争夺，因为有了话语权，就可以为己方贴上种种正义的标签。梁山一伙，在朝廷看来，就是“草寇”，“暴民”，需要剿灭、清除。可宋江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他的行为是符合“天道”的，所以梁山泊上要竖起“替天行道”的大纛旗，公开和朝廷叫板。其实，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起义、造反者，无不以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斯大林语），所以史书上，所有的亡国之君，像夏桀、商纣、周幽、隋炀等等，没有一个有好评的，满篇都是“荒淫无道”、“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残害忠良”等词语。因为只有这样说，才能证明他们失了人道，天道，他们的统治失去了合道义性。这方失了人道、天道，另一方就注定得了人道、天道，就“天命所归”、“奉天承运”，政权的合法性就有了，就可以安心作天子当皇帝了。

四、革命的合道义性在于是否符合大多数人利益

那么，如何判断“革命”与“反革命”（这里的“革命”与“反革命”分别代表斗争的双方，不具有道义上的评价）的合道义性呢？

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双方谁代表、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表、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一方，是正义、合法的暴力即革命暴力，反之就是失道、非法的暴力即反动暴力。

如果一个政权，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意志，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意愿，维护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权益，那么，这个政权就具有正义、合法的性质。任何对这个政权进行颠覆、动摇的举动行为，都可以被认作是非法、失道的。

五、如何判定一场革命、一个政权是否代表大多数人利益？

问题又来了，如何判定一场革命、一个政权是否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呢？

前面说过，正义与非正义的判定，过去一直是由有话语权的阶层做出的。换句话说，谁在台上谁说了算，谁有强权谁说了算。显然，这种判定不一定具有百分百的合道义性。

举个例子，有两篇讨伐檄文，分别是曾国藩写的《讨粤匪檄 》和《太平天国义军奉天讨清檄文》，用词有所差别，手法基本一样，先说对方如何如何坏，再说自己如何得民心，正义在手，真理在握，最后号召民众起来。在这种语义环境中，想做出符合事实的判定，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六、暴力革命是对现存社会秩序合道义性的尝试判断

由于没有明确的方法和路径对现存社会秩序是否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进行判断，暴力手段就成了一种尝试。人们通过暴力革命，来检验一个政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国历史上爆发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奴隶、农民起义，这些起义，有的成功地实现了改朝换代，有的则被扼杀在摇篮中。

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结果呢？

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革命爆发了。”这两点，其实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是否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进行的判断。

研究历次农民起义，就会发现，如果一次起义，没有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加入其中并充当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场起义一定会走向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的社会秩序下，有可能“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但“统治者能够照旧统治下去”，所以，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就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起义就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因而就不会成功。

东汉末年，曹操掌握东汉王朝的军事、行政大权，他本人也有“代汉而立”的野心。但曹操是一个不图虚名但求实利的政治家，他知道当时的统治阶层，也就是士大夫们，大部分仍然“倾心炎汉”，他的首席谋士荀彧就是如此，所以曹操至死也没登上皇帝宝座。非不想也，时不允也。

用暴力革命来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合道义性、合法性的检验，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必然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消耗，社会生产力的急剧下降，一句话，革命的成本过大，有时反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七、暴力论者的悖论

一个阶级，在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存政权，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新的政权能够在多长时间，多大范围内继续代表、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换句话说，政权的合法性、合道义性能有多少？如果这个政权真的演变成维护少数既得利益阶层的工具，新的暴力是不是会出现？又如何去判定？

八、为民意找到宣泄口，让民意成为施政的评判标准

充分尊重民意，为民意找到合理、顺畅、及时的宣泄口，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最核心、最根本、最基础的措施。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国民、面对世界、面对变化发展的形势，保证言论自由，“知者尽言，国家之利”，“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改对抗为对话，用对话的方式解决所有冲突。社会博弈的各方，包括执政者，寻求自由、呼唤公正的人们，和其他不同利益主体，都要防止自己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如此，则是民众之大幸，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后记：

这是萦绕在我脑海中相当长时间的一个问题，我一直感到困惑：人类从崇尚暴力到崇尚民主手段的漫长过程，如果脱离时代局限和历史背景，谁是谁非，我着实难以给予肯定或否定。

望智者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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