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滚滚政治风雷（上）

——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引言：破解中国四十年来政治斗争的一把钥匙

如果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算起，到现在是四十二年；如果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现在正好是四十年。这四十年间，发生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最引人瞩目的事，莫过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与之相伴的滚滚政治风雷。四十年间的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左冲右突，扑朔迷离，局外人难以探寻其究竟。其实，只要抓住一条总的线索，就能把握其要领。

一、毛后时代的四种政治力量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僵化。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毛泽东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逝世之前，江青等人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积极支持者。

粉碎“四人帮”，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大为削弱。我们要肯定粉碎“四人帮”给中国历史带来突破性的重大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1977年2月，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度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第五卷》(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这表明，华国锋坚持第一种选择。

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急待解决的贫困和专制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经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斗争，“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凡是派”作鸟兽散。坚持第一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已经失败。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思想影响还存在，他们的影响附着在第二种选择之中，有时成为第二种选择的同盟军。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50年代的路。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50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50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没有划出一定的地盘让多种经营和小生产发展。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回到50年代是不行的。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提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90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是这种主张的代表。

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我们称它为自由民主派。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在改革初期，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但是，在民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这种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转轨后的苏东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种选择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民主运动的思想源泉和群众基础。他们在支持第三种选择中寻找自己的表达空间，有时成为第三种选择的同盟军。

二、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

中国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四人帮”己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种选择的力量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因此，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两种力量都在权力中心，都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多的支持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第四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民主派）也在悄悄地发展。估计若干年后，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种主流力量。与自由民主派尖锐对抗的第一种力量逐渐消退，而专制力量（新权威主义，新左派可能是这种力量的的维护者）则会与自由民主派抗衡。

这四种选择聚集了四种政治力量。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

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其实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后来，这两条路线的共识被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把这个归纳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不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就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由此拉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序幕。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突破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概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

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具体阐述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内涵：“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指导性计划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来实现。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

1987年2月邓小平在《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一文中主张放弃“计划为主”的提法。根据他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进一步界定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同时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

1990年底针对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独有的，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认识，邓小平指出“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1992年初在南方视察的讲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1992年10召开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2007年10月召开的17大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2013年11月召开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滚滚政治风雷（下）

——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

如前所述，贫困是毛泽东留下的难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即经济自由化。然而，经济自由化的发动机一经开动，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会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只要经济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另一方面，从经济自由的运动逻辑来说，没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也难以进行下去。所以，经济改革越是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身会对政治民主提出强烈的要求。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党内改革派，都认为解决政治专制问题刻不容缓。这正是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难题。

一、从四种力量到四种派别

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的四种政治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也在不断进行分化、重组，并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而呈现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并由此在普通公民中间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分野。

当年已经被赶出权力中心的“凡是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又呈现出死灰复燃的态势。这派人，就是网上常常提到的“毛左”。 其标志性招牌就是乌有之乡网站，

这其中的大部分人，一方面承认改革开放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量增长，但伴随财富的巨量增长而来的是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进而带来全社会精神堕落。另一部分人甚至对物质财富的增长也给予否认，认为老百姓收的生活不如改革开放前的毛时代。他们共同的口号是“回到毛时代”。6年前喧嚣一时的“重庆模式”就是这种思潮在实践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当年第二种力量的大部分，现如今基本都是以改良派面目出现。　

改良派认为，中国目前进行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不是打破一切现存制度，而是现存制度的自我调整、完善、净化，而且现存制度有能力通过自我调整、完善和净化，采取渐进的方式最终达到目的，实现现行体制、制度的创新，包括物质层面、器物层面与精神层面，新加坡常常成为他们口中的例子。这派可以称为现实派，或叫爱国派，爱国主义是他们的标签。

第三种力量其实产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向左靠拢，成了现实派爱国派，还有一部分则向右靠拢，和第四种力量走在一起，这就是自由民主派。这派认为，现行的改革方式、途径和手段，已经不能满足普通民众对改革开放的心理预期，不能满足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客观要求。因此有必要采取革命的形式，一步到位的方式。有一个口号现在颇为流行：“用革命倒逼改革”。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当政者不愿意改革，最终的结果就是底层起来革命。既然高层不想迎来这场革命，那就尽快改革，改小了不行，改慢了不行，改晚了更不行，革命与改革赛跑。晚晴的改革闹剧，被拿来用作“革命与改革赛跑”的最佳佐证。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还生产了一个崭新的派别，他们即反对后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反对前进，实现政治经济体制的彻底改革，主张保持现状最好。这派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和依附于他们身上的寄生虫——臭名昭著的五毛派，这派是当前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也是最大目标。

　　　二、改良与革命的双轮赛跑

　　从历史角度来说，改良和革命一直都在竞争。只不过，改良失败的时候少，革命成功的时候多。

　　从晚晴到民初，中国就有两派，一派呼吁改良，一派相信改革。最终结果，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成功了，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失败了。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满汉矛盾，中俄日三者关系，清室自身问题等等交织在一起，有关此类的文章汗牛充栋，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己查找，在此不做分析。

　　从孙中山开始，激进思想就一直在中国站据上风。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国民党到共产党。1949年之后，在执政党内部，也是后面一个更激进的思想压倒前一个激进的思想，各种运动一个比一个激进，最终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这些激进的理论和实践，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危害，直到十年文革，达到高峰。

　　如果比较一下我们的近邻日本，差不多和“戊戌变法”同时期的“明治维新”，就可从中得出不少启发。

　　同样的例子，还有英国和法国。英国民主政体的建立过程一直是改良、渐进的，到现在英国还有王室，因此英国一直没有出现大的曲折、反复。法国则发生了“大革命”，导致雅各宾派“红色恐怖”专政，后来更有波拿巴的“雾月政变”，几经周折，民主政体才最终确立。

何去何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三、改良主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对于社会历史的前进运动来说，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改良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总是经常处在改良的状态中，否则，那个社会就停滞了，不前进了。所以改良是经常存在的。而革命则不然，社会革命不能经常存在，一个社会不能经常处在革命的状态中。如果是那样，这个社会就会是病态的。

　　那么，中国目前的现状，有改良多大的空间呢？换句话说，发生革命的几率又有多大？

　　改良不以推翻一个社会的制度为目的，改良是在社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在体制内进行。渐进的改良在既定的体制内运行，对推进社会进步会起到积极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说，一次大的革命基本完成，就应该通过调整、改良(调整也是改良)的形式巩固革命成果，用渐进的改良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用革命的精神发展生产力，但不可以用革命手段，不可以无休无止地继续革命。大革命胜利后还要继续革命，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误解。一般来说，当政者只欢迎改良，不欢迎革命。如果当政者自己发动革命，只会把自己的阵脚搞乱，把社会发展结构搞乱，达不到发动革命的初衷。可以说，这就是革命和改良之间的关系。

　　反过来，一个社会的改良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或者那个社会不允许改良的时候，往往就可能爆发革命，改良就要让位于革命。

　　如果不是心存偏见的话，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历程就可以看出，现存体制，还是在主动或被动地适应时代和民众的要求，还是在不断改良，尽管有时会出现偏差，会左右摇摆，但总的趋势是螺旋式上升。

真正寄希望于中国和平、民主、自由的人们，无论是自由派、改良派，以建设的态度对待中国改革，以最大的诚意合力推动改革。切记，只有自由派、改良派，也包括现实派是真心希望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其他如极左派、五毛派，都恨不得一夜间就把改革开放掐死。